对话之道:学术传播的一种信仰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科学地追求真理和发现真理,同时又能用反思的眼光质疑真理。可以说,学术研究是有信仰的。然而,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传播”有时却缺乏信仰。当今实现学术传播的路径大多依赖于信息传递,依靠批评、分析观点、争论争鸣或在乎一场输赢的辩论等所谓的交流。学术传播也该有超越自身传播或沟通的价值指向,人无信而不立,学无信而不兴。信仰也是一种学术主张、信任和信念,更是一种学术传播价值的追求。笔者以为,对话应成为学术传播的一种信仰。

缺少对话致学术传播失范

今天,人的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学术思想传播的多元性,学术成果的日益增长,特别是广泛使用和运用社交媒体建立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这些都为我们追求“学术传播”的深层含义提供了合适的环境。虽然环境尚好,成果卓著,但大量论文发表之后很快便沦为后信息传递,能形成争鸣与辩论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

由于学术传播缺少对话,一些能推进学术进展的问题未能引起共同关注,用来追求真理和可靠的知识维度也无法得以确立,即便有些话题能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引起讨论,也大都不得要领,基本无力就研究问题和基本方向形成学术共识。偶尔的争论风波还会以剑拔弩张、相互指责而收场。藐视学术传播的辩论不断使立场不同的双方两败俱伤,即便出现少量恰当的争鸣也如漂浮在水面上的几滴油珠,更显珍贵。

已有经验表明,一个没有传播信仰的学术共同体会出现自我主义、裙带主义、思想分歧、非此即彼、攻击异己,甚至缺乏对学术评价机制、学术奖励机制、学术规范、学术批评建设与自我反思的共识。

由此,选择对话作为学术传播的信念或主张,已是必须。按照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戴维·伯姆在《论对话》一书中的考证,“对话”一词源于希腊语“dialogos”。“logos”的意思是“语词”(word),代表“词的意义”。“dia” 的含义不是二人,而是指“穿越”(through)。从词根上看,对话的含义是词语及其意义通过一个参与者向另一个参与者的流动。正如伯姆所言:“对话是一种流动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可以在任何数量的人之间进行。这表明,对话群体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伯姆的研究者李·尼科还有更为详尽的阐释,他认为:“对话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所指的谈话和交流的范畴。它旨在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探索人类广泛的体验过程。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对话邀请人们去检视善于做人意义上的传统定义是否还能站得住脚,同时让人们通过集体的途径,来探索如何拓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途与空间。”

对话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传播,不仅代表传播质量,还有去自我中心的逻辑,对探索人类的本性有意义。因为对话坚持交流中的差异之道、平等之道、真诚之道、信任之道、互惠之道。虽然对话不直接关注真理,但对话可以发现真理。正如文明对话的倡导者杜维明先生所言:“对话是通过分享对方的价值而建立相互理解并共同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意义。”

对话是值得追求的高级传播方式

伯姆认为,要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对话,就必须对人思维本身的问题给予关注,必须回到人的已受污染的思维源头去清理。人类之所以需要对话,是因为人们在思维的起始处,就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思维在哪里出错了?按照伯姆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这些问题。

第一,坚持已有的思维假定。人们通常是通过自身的思维假定来观察事物的,往往对此不加明辨和省察。因此会出现诸如自我中心、偏见、刻板印象和固执己见等问题。第二,坚持思维是个体的,与他人无关。人们在思考时宁愿做“盲人”,既不需要观察他人,也不喜欢被他人所观察。第三,思维的分裂性或碎片化。人们习惯以解剖的方式和分裂的眼光分析事物,把并非独立的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再强调其中某一部分的重要性。伯姆把这种思维形容为把一块手表打碎,审视其中的零部件,但拆开之后事物就失去了原有的功能。第四,人对自己的观点会有狂热的辩护,认为真理在握。人常把自身和自己的看法、意见或观念视为一体。当别人质疑意见时,却被视为在质疑本人。于是,人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时,就如同在保护自己。总之,人的思维方式上的特征,构成我们需要对话的正当理由。

虽然学术对话不能完全与交谈、讨论、争论、争鸣、辩论等相脱离,有时还会与它们交叉,但对话的含义不能完全与这些已有的沟通方式相提并论。我们要将对话的不同层次加以区分:一种是以分析为主和追求输赢为中心的所谓对话;另一种是以学术观点共享、渴望相互理解和接受平等及差异为导向的对话。这种区分在于促使我们要将交谈、讨论、辩论或争论提升到对话层面上来。因为,对话是人类传播的最高级形式,值得追求。

对话促成创造新的学术共识

借助遗传学演变的观点,我们也能看到学术信息传播对话机理的特殊性。达尔文认为,所谓遗传就是父母把自己的全部生物信息都传递给孩子,二者加以混合后“建立起一个合成信息”。然而,遗传研究发展到孟德尔时期,他发现父母只是把各自一半的信息传递给了孩子,“进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整体是信息的综合,但却是全新的,与父母的信息均不相同”。受遗传学启发,对话作为一个整体性思维所收集到的学术信息也并非一种混合性的信息,更不是要与原型一模一样。对话是通过保持各方观点多样性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学术传播的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的综合不能简单地与合成的信息混为一谈。对话的学术传播正是借助于这种出于不同个体的学术多样性信息的综合,使学术传播具有达成相互理解的能力,进而创造新的共识。

对话提供的整体和共享性思维有助于我们建立相互性原则,使人心平气和地悉心倾听,搁置己见,暂停判断,“悬置自己的思维假定”,乐于接受异己或差异;建立交流者平等的关系,分享和消解知识权力等。由于对话不施加胁迫性影响,对话者之间也不用焦虑与相互防范;对话还致力排除敌意,用正确的语言活动化敌为友;对话更有机会把各自的假说公开挑明而不论输赢。

对话作为“学术传播”的信仰,有助于将学术领域开放成对话领域,促进学术的多元与创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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